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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纲丝以及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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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21 08:27更新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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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媒体上“郭德纲热”的始作俑者袁鸿和史航们未曾料到一块扔向相声界的石头会溅起如此大的水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作者胡戈大概也绝不会预知自己的玩笑之作会引来诉讼以及巨大争议。艺术作品、娱乐事件、玩笑和各种情绪迅速堆集与放大，反过来这种“滚雪球”式的效应放大又不断成为事件被继续放大的证据和理由，成为一种类似于金融大鳄索罗斯所预言的“反自身性”效应，以至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都无法控制事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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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和他的伙伴们在“天桥乐”说相声，胡戈在网上发一段自己做的搞笑片段，初衷或许都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和有人喜欢，算是自娱，也算是娱人。当一件原本很小的事鬼使神差般地飓风起于青萍，从媒体到网络、从普通观众到可能看都没看过被评论之人或事物的大学者，人们开始争相对事件作出多种维度和视角的猜测、分析与评判，并急于运用百家争鸣式的“天气预报”法则对下一步飓风走向进行预测。事实和真相被淹没在口水战之中，意义被不断地颠覆与重建直至演变为无意义，而唯一能够被预测到的事件运行轨迹不外乎———某人以及与此人相关的人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直至被新的社会热点所替代。
这种一轮又一轮的话题热潮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大盛景，另一个有名的案例则是湖南卫视的“超女”。事实上，几乎所有成为热点的话题最后都被赋予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或至少被若干种从社会学视角进行观察的人打量了多次。譬如说“超女热”证明了中国的民主风潮走向或大众审美趣味的改变，谈“郭德纲热”印证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回暖和“剧场化”是相声观演关系变迁的必经之路，议论“馒头”事件说明了“以陈凯歌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与以胡戈为代表‘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两种文化与话语的激烈对抗和争夺”云云。当一个事件被叠加了诸多意义之后，原本平常的事物便开始让人有“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感，仿佛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听歌、听相声、看网络电影漫画都不再是单纯的观看行为，而支持与捍卫、反对或批驳更是都带上了某种战斗时才有的英雄气概。
由此联想到前期在深圳举办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据称几位与会的批评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当代艺术应重新强调艺术与社会、与生活的联系，强调艺术家的对现实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强调艺术和公众的关系以及公众对艺术的广泛参与”。论坛学术主持孙振华、鲁虹认为，“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批评应该和社会学一样，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任何艺术和批评背后，都有着相应的思想观念的支持。艺术家和批评家应该是社会的观察者、解释者和批判者，他们应该担当社会的道义和良心，和社会最广大的公众站在一起，捍卫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如果说艺术家应当关注社会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而言是无懈可击的，那么他们关于当代艺术批评的观点则不免有些令人担心。艺术家勇于关注现实的态度固然可嘉，能否被赋予社会学意义却不是他们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更何况最终被赋予的那些意义很可能并不是他们所想得到的意义。因此艺术创作可以转向社会，但艺术批评却无法实现完全的社会学转向。艺术家和评论者们更不能宣称自己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因为艺术家或批评家所能代表的，也仅仅只能是自己。
艺术家们或许未必屑于将自己的作品与郭德纲的相声和胡戈的短片相提并论，但如果真要将艺术扔到大众当中去咀嚼，他们的尴尬大抵绝不会比前二者少。
作为艺术家和创作者本身所能真正顾及到的，仍然应该是创作本身，而并非“意义”。最终社会给予何种定性，以及这些定性又如何在长期的社会变迁当中不断变化，属于身外事、身后事。凯恩斯老人家有句名言，说“长期，从长期而言，我们都已经死了”。放下那些虚不可及的意义与声名，回到看山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才是艺术创作的本源和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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